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老一辈革命家在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中，敢于亮剑、敢于担责、敢于斗争，面对矛盾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挺身而出，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面对大是大非
敢于亮剑

1919年7月，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看后，立即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批驳胡适的观点，明确指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对于旧中国“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此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等论战中，李大钊都主动迎击，积极发声，帮助人们厘清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1927年，国民党悍然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武装反击的方针，组织发动了系列武装起义。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前夕，以湖南省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要“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毛泽东在危难关头的勇敢亮剑，直指最核心的旗帜问题。他领导的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由此掀开了党独立领导革命的新篇章。

面对矛盾
敢于迎难而上

九一八事变后，约20万东北军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出东北，日军在短短4个多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赵一曼被党派往东北开展抗日斗争。她立下铮铮誓言：“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无论是在城市、农村，还是在冰天雪地的丛山密林中，赵一曼不畏严寒、饥饿，不惧敌人的搜捕、酷刑，始终奋战在险恶的抗日最前线，甚至在监狱里的最后时刻，她仍然肩挑大义，坚持进行反满抗日斗争。

1935年，长征途中发生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严重事件。在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逼朱德表态，硬要他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朱德斩钉截铁地表示：“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此后，在甘孜会师欢迎大会上，任弼时特别强调“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他们鲜明的立场和坚决的斗争，维护了红军团结，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积极贡献。

面对危机
敢于挺身而出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极度紧张。党中央担心身处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致电要求他们“于最短时间离渝”。周恩来坚决表示要坚持到最后。在疏散了大量人员后，周恩来召集留下来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开会时说，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支部书记周恩来。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取“假和平、真内战”的策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为顺应民心，尽最大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他在设想了可能的情况后说：“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重庆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粉碎了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和误解，赢得了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权。

面对失误
敢于承担责任

张闻天曾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路线，但当实践证明自己犯了错误时，他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延安整风中，他多次对自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作出深刻检讨，真心诚意地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诚恳深刻检讨，公开为自己当年犯的错误承担责任，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担责的坦荡胸怀。

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出现偏差，毛泽东主动担责，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1945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审干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也正是这样，才使审干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面对歪风邪气
敢于坚决斗争

1948年初，针对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顶住各方压力，在对土地改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一个月内三次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如实报告“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倡导“为真正的树立一种踏实朴素的领导作风而努力”。毛泽东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并要求转发各地，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左”的错误。

1977年，“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后，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旗帜鲜明提出反对意见。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指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有关方面希望他改变提法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邓小平在同王震等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随后，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此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带领全党冲破精神枷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